1922年的一天，齐白石一气儿画了四张条幅，稍事休息后，忽然发现画案上有块微微泛黄、一尺见方的皮纸。这块纸是买鞋时带的包装纸，上面还有厂家的印记。生性节俭的齐白石舍不得将它丢掉，用手摸了摸，觉得十分柔软，便准备在上面画一小幅山水。因是一张废纸，所以他画起来很是随意，横涂竖抹，无拘无束。他先用粗放的笔触写出几间房子，老笔纷披，不计工拙；接着用稍浓的墨画出一片密密的树林，与疏旷的房屋形成强烈的对比；最后用淡墨泼出远山，由于皮纸的渗化，产生了“溟蒙小雨来无际，云与青山淡不分”（金代诗人周昂诗句）的效果。此作画小而境大，笔简而意繁，给人以水气扑面、烟雾氤氲的感觉，真似鬼斧神工。画成后，他仔细品咂，感到妙趣无穷，更为佳作之出现欣喜异常，随即诗兴大发，提笔在画上写道：
“老夫今日不为欢，强欲登高著屐难。自过冬天无日暖，草堂烟雨怯山寒。”诗与画相得益彰，引人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。
不久，齐白石把这
幅《草堂烟雨图》（见下图）贴于画室之中，时时欣赏，每每为那淋漓的笔墨、幻化的意境所陶醉。但是，不知何时，此画竟被梁上君子顺手牵走。一连几日，齐白石都闷闷不乐。他也试着重画了几幅，均没有原来的效果。他越发耿耿于怀，每与别人谈论山水，总要提起此画。时光流逝，几十年之后，这幅小画仍深深留存在他的记忆中。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。他对老师的用墨十分钦服，决心将老师的墨法运用到自己的山水画中，创立一种新的艺术风格。齐白石常跟李可染谈论山水画的笔墨之道，自然又数次提及《草堂烟雨图》。他那满是惋惜的神情给李可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李可染知道老师生平作画无数，却独独对这一张《草堂烟雨图》念念不忘，视其为铭心绝品，那此作一定精妙至极。所以，他也常为自己无缘一睹此画的真颜而感到遗憾。
转眼到了1957年，距离《草堂烟雨图》画成已经35年了。一天，李可染到琉璃厂办事，在一家不起眼的画店看到一幅老师的山水，画虽不大，却格外抢眼。他走到近前，细细看了画上的题诗和署款，这才发现此画正是老师丢失的那幅《草堂烟雨图》！他激动异常，忙向店家询问价格。店家要价100元，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。他没有讨价还价，毫不迟疑地将画买下，准备送还给老师。
当天晚上，接到李可染寻得《草堂烟雨图》的电话，齐白石将信将疑：都三十多年了，一幅小画还能幸存人间？如果真是那样，那简直就是奇迹了。虽然有所怀疑，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嘱咐李可染尽快把画送来让他看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起床了，草草作了几张画，估计李可染快到了，干脆就站在门口等候。终于把李可染盼来了，他双手微微发抖地接过画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他朝思暮想的《草堂烟雨图》。他像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，惊喜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喃喃道：“是喽，是喽，是我画的……”又对李可染说：“可染弟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拿两张画给你，把这张《草堂烟雨图》换过来，怎么样？”李可染忙说：“送还老师的心爱之物，是学生的一片心意，还怎能让您用画换呢？”
不久，李可染和关良到前东德访问并举办画展。出发前，他还跟齐白石说好，回来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老师汇报。但就在他出国期间，齐白石与世长辞。他没能与老师见上最后一面。为此，他悲痛万分，抱憾不已。同时，他也非常关心这幅《草堂烟雨图》的下落。齐白石去世后，他的一部分画作给了儿女，一部分画作捐献给了国家，《草堂烟雨图》则不知流向何方。李可染四处打听，踪迹全无，只得关照众多朋友，如果见了此画，一定想法通知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位在荣宝斋工作的朋友悄悄告诉他，那幅画又在市场上露面了。李可染来到朋友所说的那家画店，果然见到了《草堂烟雨图》。问其来路，店家讳莫如深，但其价格却已涨到了200元。李可染和妻子邹佩珠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师的这幅画再度流失。于是，他东挪西借，凑足了钱，将《草堂烟雨图》购回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李可染的收藏被查抄一空，这幅珍贵的《草堂烟雨图》也未能幸免。他常常为此自责，怪自己没有保护好老师的作品，更担心以后再也不能见到它。“文革”结束后发还被查抄物品，李可染的不少收藏都不见踪影，可这幅《草堂烟雨图》却幸运地又回到了他的手中。他高兴不已，感叹道：“看起来我是与《草堂烟雨图》有缘分啊！老师最喜爱的画作，还是让我保存，他老人家才放心啊！”此后，他将《草堂烟雨图》精心收藏，从不轻易示人。他去世之后，邹佩珠唯恐再有闪失，便把这幅佳作无偿捐献给了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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